学者的研究是鼓舞我们中华民族士气的，也同时顺应了许多人的胃口，仿佛所有对民族的赞美都是真正使这个民族民主富强起来的力量，而一丁点对自己民族的“微词”就是对自己所在种群的大不敬，是要拍板砖，上断头台，立即枪决的。这种民族文化，使我们很难在一些不合理的事情上有所突破。一些有志之士往往感慨自身改革维新的阻碍之大，反对力量之狂猛，往往对一些“世道之事”惋惜扼腕。我们的民族，缺少接受批评的勇气。
这种缺少接受批评的勇气，在民族性的掩盖下扩展到各个领域，大到民族建设，小到个人修养，很少有能直面批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们是有批判性的，而这种社会批判性往往不能与西方一些国家的精英相提并论，马可波罗说中国人谦逊，而后几百年的其他攻开我们民族大门的侵略者，则说我们虚伪。我们的民族文化精英们过多的把这种虚伪以一种谦逊的情态表现出来，短时间内大抵会给外来和尚以一种好感，可时间一长，虚伪的本质就冲破了谦逊的外衣，争先恐后地显现出来。
谦逊与虚伪，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极端，而这种极端性，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又异常显眼。无论是谦虚还是虚伪，它的执行者都有一种卑微心态，中华民族讲求的一种谦逊，实际就是叫人保持一种卑微心态，只有存在这种卑微，你才能不乱讲话，不乱做事，不乱破坏已经建立的游戏规则，中国的封建主义（如果我们的封建主义不如黄仁宇所说的一样）之所以可以持续那么久，就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中告诉所有知识者，人应该卑微的活着，这种告戒，叫我们无法打破常规，无法在民族危亡时寻找突破。卑微的比邻是没有社会责任，所有人都推卸责任，不主动承担责任，在我们的民族中，有太多的见死不救，如果只有一个人，那或许那人会救，但有许多人，就没有人救了。中华民族期待的是他救，而不是自救。当然，我们在民族最危亡的时候，终究会出现自救者与救民族者，但这种“救”在一般人看来也是没有继续保持谦卑的征兆，或多或少的会得到长者与经验人士的耻笑。夏瑜被当人血馒头吃，因为所有的民众都不认为他是革命者，而是一个吵闹的孩子，不好好睡觉，非得革命，最终被革了脑袋，既然你不谦卑，那这个种群的所有人都不希望你存在了。
终极的卑微心理造成我们民族的自卑感。有人拿这个问题自嘲——俄罗斯人玩中国的舞女是俄罗斯人玩中国人，而中国人玩俄罗斯的舞女，那舞女心中是在玩弄一个中国男人——当然，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高度自大的民族，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普遍的民族自卑感，一如一个人的自卑，它具有有太多的灵敏度，具有太多的虚伪与假装的自大，在我们的民族中真正自大的人很少。
自卑的灵敏度背后是阴暗，是我们所说的“恐怖主义”。美国911后的中国人中，有几个没有为这个美利坚民族的灾难欢呼雀跃的？日本人被基地组织绑架后，我们的人民中有几个不希望恐怖组织把日本人全部消灭的？我们存在阴暗心理，是一种接近恐怖主义的思想倾向。在我们的心理中有对强权的鄙视，对不安分民族的仇视，对没有学会谦卑人群的不满，当这些人这些民族的民众受到某种恐怖报复的时候，我们不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灾难，而是从民族仇视的心理出发来欢呼惨案。对911的欢呼，与对自身民族灾难的漠视是一样的。
西方媒体质疑中国崛起的威胁，他们认为我们的民族中存在恐怖倾向。这从某一角度上说是对的，但又不完全正确。我们对日本的仇视心理不亚于中东战争中的任何国家，但我们的民族情绪中又存在自保，这是最安分的自保，只要不触及我们的最基本生存底线，很难激起我们的反抗，侵了东三省，只有几个学生上几次书，掠了华北，只有几家报纸等些国联的呼唤。我们很少生气，尤应台说，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其实，我们民族的骨子里是安分的，这从一个角度讲是和谐，从另一个角度讲则是阴暗与自卑，自卑后则是恐怖心理，但这种心理只是停留在阴暗处，我们国人仇日，但基本上没有如韩国人那样的在日使馆前剁手指明志的事，群体的仇日，上升不到每一个个体。我们怕事，所以当需要一个个体站出来的时候，往往这个角色被虚空。一如所有人都爱真理，但所有人都不维护真理。统治者喜欢这种心理。
我们民族的“恐怖”，是角落里阴暗处的恐怖，是网络上的恐怖，是一种大众化甚至虚拟的恐怖，而真正的恐怖，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人肉炸弹，中国没有那样的人，没有那样的文化，所以，中国的“恐怖”，不会对世界造成恐怖。
但这种阴暗中的恐怖，是否已经在我们内部蔓延，阻碍了我们民族的发展呢？鲁迅说要救救孩子，现在我们连知识精英都应该救一下了。